□星期日周刊記者 顧 箏
  我們都喜歡看老照片,那我們究竟在看什麼?
  施瀚濤策划過多次上海1980年代的攝影展,每一次來看的人都很多。
  這些照片輕易地就能調動參觀者的集體記憶。但是他卻很警惕,不希望攝影展僅僅是一場“集體懷舊”。
  他說,如果只有集體懷舊,那隻是在創造一個景觀,而一個個個體,他的辛苦、煩躁,都沒有被關註,似乎不值一提。事實上,這才是生活中很真實很有價值的東西。
  我們拜訪了藝術策展人施瀚濤,聽他說說作為一個文化工作者,如何通過影像來服務這座城市。
  什麼是照片的真實
  周一,攝影展“當真”並不對外開放。這個展覽規模很小,30平方米的展廳內掛著30張照片,是藝術機構瑞象館在場地擴充後所做的一個小型開幕展。
  施瀚濤現在是瑞象館的執行館長,他正陪著一個老外看牆上的照片,兩人低聲交談著。老外是意大利人,叫DanieleMattioli,他所拍的一張照片正掛在牆上。照片拍的是重慶的一位清潔女工頭戴一頂由雨傘改製的帽子在江邊掃地,背後是江上的游輪和對岸一幢幢高聳的大樓。
  牆上的照片風格各異,有的是像Daniele抓拍的寫實照片,有的是透露著攝影師意圖的“擺拍”。施瀚濤和同事張小船一起組織實現了這次展覽,他們讓相熟的30位攝影師每人拿出一張照片來展出。
  “你們會讓攝影師拿出一張什麼樣的照片?沒有提要求嗎?”記者有點好奇。
  “沒有,這個展覽更多地有一種‘玩’的性質。”施瀚濤笑著說,他身材瘦削,頭髮剃成很短的平頭,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小一些。為人很隨和,頗得人尊重,一些相熟的攝影師都喜歡叫他“施老師”。
  倒是這個展覽的名字“當真”多少表達著施瀚濤等人的想法——都說照片是真實的表達,可是照片背後到底負載著多少真實,要不要那麼“當真”呢?
  對於照片真實性的思考和懷疑,即使是在一些特別“真實”的攝影展中,也常常盤垣在施瀚濤心中。
  幾個來上海出差的人,
  在人民廣場蹲著
  去年4月,在劉海粟美術館展出了一個攝影展《上海祭憶1980s》,集中展出了滬上七位攝影師所拍攝的1980年代的上海。
  幾個戴著鴨舌帽,明顯外地人裝扮的人背著洗衣機過馬路——站在這張照片前,幾個參觀者竊竊私語:“水仙牌汏衣裳機(上海話,洗衣機)呀,格個辰光幾乎每家人家有一隻呃。”
  1987年虹橋地區的照片。還是郊區小鎮的感覺,狹窄的路口,靠河一邊低矮破舊的房子,河上還有一艘木船——“阿拉姨媽老早就住勒迭個地方,後來伊拉搬特了。”
  清晨的人民廣場空曠,幾個上班的人騎著自行車在遠處經過,幾個來上海出差的人蹲著,感受上海的味道——“老早人民廣場嘎空,幫現在不好比的,還是老早好啊。”一位50多歲的爺叔對著一同前來的愛人說,年齡相仿的愛人頻頻點頭。
  作為《上海祭憶1980s》的策展人施瀚濤,他預先就知道,人們會喜歡這樣的展覽。“將心比心嘛,這樣的老照片我也喜歡看。”
  早在2005年,他還策划過一個類似的攝影展,展出的是攝影師徐喜先拍攝的過去的上海。
  徐喜先從1960開始就拍攝上海的鄉鎮,他一開始拍照的動機和攝影完全不搭界。那時他在郊區看到蘑菇很多,在採蘑菇的過程中發現當地風景很好,想留點自己去過那裡的證據下來,就開始拍照片,漸漸地,這就變成了自己的一個計劃,要走遍上海的郊區鄉鎮,而這個計劃也為他留下了厚厚幾大本的影像資料。“徐喜先的照片非常多,老先生是很細緻的人,他做了大量的筆記。在某個地方拍攝的照片,他會這樣在便簽紙上記錄:早上幾點坐了哪一路公交車,坐了幾站,到哪裡換乘幾路車,下車後朝哪個方向走了多少路。所以後來他的兒子拿著數碼相機,和父親一起重訪了之前拍照的地方,去拍下同樣角度的一張照片,這其中的變化就很有意思。比如照片中,在浦東大道歇浦路渡口,除了一棵樹沒有變之外,其它的都變了,旁邊造起了楊浦大橋,很有戲劇性的。”施瀚濤說。
  2005年名為“見證上海”的展覽在淮海路思南路上的愛普生影藝坊展出,參觀的人非常多。“大多都是在淮海路上逛街的人,他們經過的時候看到這樣的展覽就進來了,參與度很大,一天總有幾千人。”
  可是,當參觀者們驚嘆圖片中1980年代的人物和街景,對中國過去30年迅猛變遷發出感嘆、懷舊和感傷,以致於生髮出對當時的生活方式,乃至服裝、汽車、路燈等等樣式的迷戀時,施瀚濤卻在思考一個問題,觀眾在這個展覽中所看到的真的是1980年代的上海嗎?我做一個展覽只是要調動大家的集體回憶嗎?
  星期日周刊記者(以下簡稱“星期日”):施老師,我是因為“服務上海三十年”這個專題來找你的,你怎麼看這個?
  施瀚濤:其實我會覺得有點羞愧,我服務的年限還沒有那麼長。不過你說的這個“服務”的點很好,今天來講文化藝術活動,從服務角度出發,是很重要的。
  策劃展覽是我的工作,我們做文化工作的人,始終面對這些困境,你的活動到底是為藝術家做的,還是為公眾做的; 你是為過去做的活動,還是為未來或當下做的;你和受眾的關係,是引導還是迎合?
  文化行業中的服務意識,是我在美國學習的時候才漸漸清晰的。2006年—2008年,我在美國讀藝術管理和政策研究,看到那邊文化機構的性質界定是很清晰的。如果你要做一個非盈利機構,那麼你可以去申請。一旦申請成功,這個機構可以享受各方面的稅收優惠,也可以有更多得到募捐的可能性。這樣的非盈利機構天生就是要服務的,因為它享受了社會給予的好處,可以說是得到了整個社會的支持,那麼怎麼能在享受了好處之後,說不做服務,或是為私利和特定的集團服務,那在邏輯上就講不通了。
  而在具體做文化項目的時候,我們從事這個領域的人,始終要有這個意識,這個東西有沒有意思,對誰有意義,參與者會是誰,對象是誰?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我們曾經花了大半天時間討論這些問題,我想思考這些,就是我工作中的“服務”意識。
  星期日:那麼具體說到一個項目,“上海祭憶1980s”,你們為什麼要做這個展覽?
  施瀚濤:上海的1980年代,是上海人自己的事情,如果不關心自己,不關心在那個時期生活過的人,作為一個文化工作者,好像是挺“反動”的。
  這個年代值得一做
  “上海祭憶1980s”攝影展最初的想法,並不是來自施瀚濤,而是一個生活在異鄉的上海人。
  王西野,1960年代就隨父母去了蘭州。父母都是越劇團的人,他們所生活的那幢小樓里住的都是上海人,說的也都是上海話,就像是在蘭州生生營造出了一個上海人的小社會一樣。王西野對於上海1980年代的記憶是模糊的,但他一直有很強烈的上海情結,關於上海的事情,也總是出現在飯桌上父母的閑談之中。現在,王西野在蘭州開了穀倉當代影像館,他和瑞象館的投資人肖睿一拍即合,準備一起資助主辦一個有關上海1980年代的影像展,而具體的策展人,他們想到了施瀚濤。
  星期日:對於上海1980年代攝影展這樣一個想法,你怎麼看?
  施瀚濤:我很認同1980年代這個概念,並不是說1990年代或2000年不好,而是1980年代很特殊,我是真心覺得這個年代值得一做。那十年,中國人剛剛從之前30年的束縛和迷狂中解放出來,還尚未墜入之後20年的失落,我們常說的理想主義、激情都還在。
  我記得很清楚,1981年,我在讀小學,那一年中國女排在世界杯排球賽上奪得冠軍。我們在上體育課,你也知道,男生都很調皮的,老師說什麼,我們都不睬他。那個體育老師,頭髮比我現在這樣的還短,鬍子拉碴,穿著藍色有白條的運動褲,屁股後面的口袋里還放著鑰匙,鑰匙戳出來一個洞,我們都在背地嘲笑他。他看我們不好好上課很生氣,指著我們說:“你們這群小囡做啥,好好叫(上海話,好好的),中國女排都得冠軍了,你們男的還在幹嘛?”那個時候隨便這樣一個小學體育老師,似乎都有很大的激情,現在找一個小學體育老師,在李娜奪冠的時候會不會這樣激勵他的學生,我想應該不會。那時是有一種集體情緒的。
  星期日:記得有一次我們和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幾位老師交流,他們其中的幾位就說到,每當我們回顧上海的時候,好像會一下子跳到1930年代,可為什麼不是1980年代呢,1980年代也有它很大的特色。
  施瀚濤:是的,1980年代的人很有特點,上海這個城市空間也是如此,變化大多是在1990年代開始,像東方明珠1991年開始建造,地鐵一號線1995年正式運營。展覽的攝影師之一龔建華拍的一張照片很有趣,我常常把後面的介紹遮掉,讓別人去猜這是在哪裡。照片中一大群人坐在一個大廳中,牆上還寫著一些政治標語。這張照片其實是1990年代初的,我們的展覽雖然叫“上海祭憶1980s”,但我還是選了一些1970年末和1990年代初的照片,可以說是一種承前啟後,但主要是看到那些照片,我捨不得捨棄掉。我問朋友們照片拍的是哪裡,很多人都猜不出來,那個時候上海證交所還沒造好,所以文化廣場臨時作為證券交易所。證券公司在那裡放了幾個櫃臺,做股票的人都坐在地上。
  還有一張照片,拍的是一個女的拉了一小推車皮鞋,她還在看著櫥窗中的上海名牌皮鞋。還有一些外地人背著洗衣機過馬路,拍照片的攝影師唐載清說,那個星期天,他正好在靜安寺,看到幾個戴著鴨舌帽的人背著洗衣機,上了15路電車(開往火車站的公交車),他就一路尾隨,抓拍到了他們過馬路時的照片。這些照片拍的都是要買上海貨的人,上海貨在那時是很有影響力的。可是進入了1990年代,南方的產品馬上興起了,一些西化的名字都是從那邊過來的,而上海的產品很快就沒有了聲音。所以說到1980年代,人們總要懷舊一下,那個時候的一些產品。
  詢問每張照片背後,發生了什麼
  “毫無疑問,公眾肯定會喜歡這些照片。”施瀚濤在做展覽準備的時候很有信心。
  選擇的這七位攝影師是他相對比較瞭解的,他知道他們拍得好,也拍了很多關於上海1980年代的照片。“當然,拍得好的遠遠不止這些,有些我可能不熟,有些因為客觀原因沒辦法展出他們的照片,都是挺可惜的事情。”
  確定了攝影師之後,是選照片。雖然攝影師本人都篩選過一遍照片,但還是有大量的照片提供給施瀚濤看。他詢問每張照片背後的故事,然後從中進行選擇。
  星期日:那麼多照片,你是怎麼樣進行選擇的?
  施瀚濤:照片本身是有魔力的,但拍什麼,也是很重要的。每個人的照片我都看了很多,主要是從畫面,裡面體現的效果來選。時代特色是我考慮得比較多的因素,但每個攝影師是不一樣的,我對每個人的期待也不一樣。比如攝影師顧錚,就不是期待所謂的時代特色,他說他當時就像烏鴉一樣在公園裡面盤旋,總是想找一些現實生活中反常的東西,日常中的異常。他說:“我拍的雖然是上海街頭,但是也不僅僅是上海,是對具體的事件、情節有興趣。誰會把這種情節當作反映了時代的什麼東西啊?”
  我在選擇的時候根據不同的攝影師的特點選擇,也拉開每張照片內容的差異。畢竟是有限的,每個人只能選16-20張照片。
  星期日:我知道在選攝影師,選照片這些策展人的必要工作之外,你還做了另一項工作,對每個攝影師做了訪談。我看了那些訪談錄,他們說了很多細節的東西,在這個訪談裡面,你是不是有清晰的意圖?
  施瀚濤:我想看這一小群攝影師在當時的狀態,在做什麼事,所以我做了這樣一個訪談。視覺本身有其多義性,產生歧義也有可能,所以補充一些文本材料,可以定一下位。
  星期日:在訪談的時候,問什麼樣的問題,你有事先準備嗎?
  施瀚濤:我沒有採訪提綱,但是我有傾向和目的。我希望聽到細節,越具體的東西越好,我並非要聽他們當時的想法,因為當時的想法是現在回憶出來的,是很虛的,我要聽他們講當時的情景。對讀者和我個人來說,做這樣一個訪談是想盡可能地真實還原當時的情景:他們當時的狀態是什麼,他們在做什麼?
  星期日:還原當時的情景,更確切地說,還原這些攝影師當時的狀態,意義是什麼?
  施瀚濤:我們現在做的展覽叫“當真”,關於照片這個東西,真和不真始終是個話題。你想,我們每個人都拍攝過的留影,即便我們沒有在鏡頭前塗脂抹粉、搔首弄姿,那個真實也只是幾十分之一或者幾百分之一秒的瞬間,那麼這些瞬間的真實究竟能負載多少其背後更大的真實呢?顧錚有一本書叫《真實的背後沒有真實》,說的就是這樣的道理。照片本身實在無力承擔真實,照片的歷史真實最後只能在每個個體的經歷和回憶中才會實現。所以說,那些攝影師作為獨立的人,他們當時在做什麼,情緒是怎麼樣的,怎麼會去拍那些照片,在關註他們所創作的照片之餘,我們更應該來關註這些。
  現在很多人都在做文獻收集一樣的工作,出老照片,民間影像之類的書籍,能抓住當時的細節,儘量留一點東西下來,留下親歷者口頭的陳述,那是很重要的。如果要上升一下的話,歷史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它不僅僅是教科書,是當時的報紙,它可以是無限豐富的東西,是當時的生活。每個人都是獨立的,都有他的個人價值。
  星期日:那麼對於參觀者來說,他會不會想,一個策展人在關註那些攝影師,和我有什麼關係,對我意味著什麼?
  施瀚濤:不可否認的是,每個人都會有一些懷舊情緒,每個個體的懷舊是需要被尊重的。而在複原攝影師當時的生活情景時,有很多細節,參觀者會覺得有趣,會喚起他的記憶。對於公眾來說,要想瞭解1980年代,或者說得更小一點,就是瞭解小小的上海攝影師群體的話,那不可以只是看攝影史上的幾個章節,而是要看這些個案。當然,這些個案是被提煉了,因為我的選擇這些個案被看到了,我想我也忽略了很多別的個案。如果說,1980年代的記憶對今天或未來是重要的,那我們回顧的時候,多一點可以看的東西,而且是生動的,個體的,相對獨立的,而不是寫到教科書里的東西,那應該還是不錯的。
  對參觀者來說,關註這些個體,關註他的經歷,關註他當時為什麼做這件事,是因為這是上海人自己的事情。對我來說,做這一件事,是補充一點漏掉的事情,不做,漏掉也就漏掉了。  (原標題:時代的激動人心,不能掩蓋個人的喜怒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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